这种“各自为政”的混乱状况，有的是由上述客观原因造成的，更多的则表现为利益之争。“肥水不流外人田”，在“核心期刊”地位日隆的今天，有谁愿意将自己管辖的“地盘”轻易地拱手相让呢？不仅如此，现在一些遴选单位力图“做大做强”，惟恐声势不能压倒对方。正是这些大规模的频繁运作，才一次次地将“核心期刊”推向了“至尊”的颠峰。只要你是知识分子，你就无法回避“核心期刊”，就无法突出重围。
内因之二：见风就长、误导日盛。上文已述，“核心期刊”仅是从文献收集的角度对期刊的一种遴选，不是对期刊媒体的质量评价，“核心期刊”并不能作为论文学术质量认定的工具。但从目前有代表性的几个体系来看，其误导倾向十分明显，而且越发“冠冕堂皇”。
首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对其用途作了这样的陈述：希望它能成为“各种类型和级别的图书馆采访与收藏中文期刊的参考依据，同时也能成为各个专业和不同层次的读者选择阅读中文期刊的参考依据。”这样一种界说，是从图书馆期刊收藏、读者服务方面来讲的，符合“核心期刊”研究的初衷。二版《总览》的“本版前言”提及首版《总览》出版后的社会反响时，情况就略有变化。兹引如下：
《要览》第1版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学位管理和职称评定部门也以《要览》所列核心期刊作为依据，评价有关人员所发表的论文的质量。……应社会需要，重新研制并出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新版，势在必行。[3]
上述的反映和影响，或多或少是客观存在着的。但《总览》应该清楚“核心期刊”遴选并不是纯粹对期刊学术质量的评价，当然就不能以此来作为论文学术质量的评价工具。退后一步讲，即便是对期刊质量的完全评价，期刊与论文之间不是还有一道“屏障”吗？怎能草率地以期刊是否“核心”来粗暴裁定论文的学术质量呢？“以刊论文”显然是对“核心期刊”的误解和对《总览》的误用。尽管“责任”似乎不在《总览》本身，但在二版时应当作些必要的说明。《总览》非但没有作出任何澄清，却以此来作为再版的巨大动力，即所谓的“势在必行”，这是不恰当的。这无疑是对“核心期刊”力不能及的科研评价功能的一种“默认”，只能导致更多的部门沿用此种做法，一错再错。
《总览》第3版似乎已经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澄清人们的一些模糊认识，纠正一些不确当的做法。该版“研究报告”指出：
核心与非核心只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任意过分夸大核心期刊的作用，不恰当地使用核心期刊的做法都是错误的……本课题的主要研究成果——中文核心期刊表只是一种参考工具书，这里要特别强调“参考”二字。当文摘刊物选择文献源、图书馆选购期刊和为读者导读、教师研究生查找资料和选择读物、科研管理人员进行研究成果评价工作时，都可以把相关学科的核心期刊作为选择的“参考”。“参考”的意义在于根据各自的需要做增删修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搬来使用。尤其在职称的问题上，一定要依据评定的专业范围、学术级别等具体情况自己定出适合于本单位的“重要期刊表”，而不应不加选择地搬用核心期刊表。
上说法，对人们正确使用“核心期刊”有一定的指导意义。但只是指出“核心期刊表”能为各单位制定“重要期刊表”提供“参考”，而“参考”的意义在于“根据各自的需要做增删修改，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搬来使用”。这里的“参考”二字实在是没有说到点子上，还没有明确指出“核心期刊”不能成为科研绩效评价的主要依据。从某种角度讲，这无疑是对“以刊论文”科研评价方式的明确认同了。其实，这里“参考”二字的真切要义应该是：如果要以期刊来评价论文，无论是“核心期刊”还是“重要期刊”，至多只能是论文评价的“参考”依据之一。“核心期刊”的这种“参考”意义，《总览》再版时无论如何都是应该讲明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献信息中心2000年1月出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该书对遴选“核心期刊”的意义作了这样的说明：
鉴于许多高校和科研单位在社会科学论文的成果评价中，亟需确定社会科学核心期刊作为成果鉴定的参考依据，我们根据历年来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分析，确定了1999年的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范围，并编制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4]
显然，这里已将“核心期刊”的遴选目的“不卑不亢”地完全说成是为论文质量的鉴定提供参考依据了。在现实生活中，“参考依据”往往成了“惟一依据”，这一点，我想社科院不会不清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该书“说明”中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认定的学术研究核心用刊”。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学术机构，在如何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问题上，当然就最有“发言权”和“权威性”。如此表述“核心期刊”的意义和用途，这就在更大的程度上，将“以刊论文”这种异化的科研评价方式推上了“权威性”、“合理化”的层面。
“核心期刊”研究和遴选中的问题还有很多，如任意拔高、译介不严、随意泛化遴选范围，等等。这些也都为“核心期刊”引发流弊，埋下了“祸根”。限于篇幅，不再详述。“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生成、泛滥，除了上述的内因之外，还有更为复杂的外部原因。
外因之一：科研绩效评价机制的不健全。评价与发展之间是一个紧密联系的互动系统。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发展，但不适当的评价就会造成误导，将事物的发展引向歧途，从而阻隘和限制发展。在如何对待评价的问题上当慎之又慎。科研成果的评价一直是一个复杂棘手的问题。长期以来，我国一直奉行“专家评审”制。这种以定性为主的评价方法有它的优越性，但也有明显的不足。评价行为往往会受到组织者的主观倾向、评委的产生程序、以及评委自身的人际关系、学术水平、道德水准等多重因素的制约，评价的主观性和随意性较大，任意拔高、随意贬低的现象是难以避免的。近期被媒体公开暴光的某教授一篇“辅导报告”竟然被评为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的事例，就很能说明问题。另外，我国科研成果的“高产化”倾向，以及以定性为主的研究方法，客观上也给这种评价方式带来了难以克服的困难。仅就社会科学而言，有资料显示，1950-1970年世界文献的平均增长率为3.35%，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德国还要低于这一数字。而我国1978-1995年文献的平均增长率却超过了20%。1993年我国的社会科学文献就已逼近13万篇，而在这些论文中，定性研究占绝对大的比重。就社会科学而言，我国定性研究的论文占文献总量的94%，定量研究的论文仅占6%。而国外的情况恰恰相反，定量研究占据主流，占文献总量的80%，定性研究的论文只占20%。 [5]这是我国学术研究“高产化”的主要原因之一。最近几年，由于相关政策的拉动，我国文献增长的速度、文献产出的绝对数量无疑又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远非95年以前的水平所能企及。一年当中发表十几篇，甚至数十篇论文的作者并不少见。一场评审，十来个评委，几天时间，要对数以百计、千计的论文作出评价，怎样才能做到客观、公正？
20世纪90年代末期，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普遍实行“津贴制”，这是与“知识经济”的时代主旋律相适应的。文献增长继续加速，文献数量一路飙升，从而又再次将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如何来评价科研成果上。纯粹的“专家评审”的定性方法看来是不行了，人们似乎早就“看透”和“厌倦”了这种方式。于是人们不断地寻求对策，渴求能有一种既客观又易于操作的新的评价方法出现。这样，一直倍受“冷遇”的定量方法，一下子成了备受宠爱的“娇子”，而且人们一下子找到了以定量方法遴选出来的“核心期刊”这个支点，似乎用“核心期刊”来评价论文要比定性评价客观得多，容易得多。从这个角度讲，科研成果的评价选择“核心期刊”似乎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其中有对传统方式的“厌倦”，有对“核心期刊”的误解，也有对定量方法的崇拜和迷恋。这种“以刊论文”的评价方法，赋予了“核心期刊”以科研成果评价的巨大功能，也给了“核心期刊”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直接刺激了近年来“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愈演愈烈。我国早期的“核心期刊”研究只局限在图书情报界，局限在个人的学术研究层面，当然也有为数不多的学术团体，但研究的本意和实际用途都还仅仅是“为图书馆馆藏期刊提供参考”。现在却大大越出了这一疆界，日益“火暴”起来。国家的一些行业主管部门、权威性的研究机构也纷纷上马，各善其长，遴选出各种各样的“核心期刊”。“核心期刊”的遴选不再由某家单位“独步天下”，所谓的“核心”也已堪称“满天星斗”了。“核心期刊”地位的日益膨胀，进一步导致了科研评价的异化，突出表现就是“重刊不重文，重量不重质”。在这种评价机制、评价体系的驱使下，学术研究极端地功利化。知识分子也是人，岂能不食人间烟火呢？马克思不是早就讲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6]（P.8）邓小平不是也曾指出：“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可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7]（P.136）可以这样说，本不具备科研评价功能的“核心期刊”，满足了科研评价“客观化”、“易操作”的片面需求。同时，科研评价又赋予了“核心期刊”以不恰当的社会角色，从而直接导致了“核心期刊”遴选的日益膨胀，负面效应滋生、蔓延。如此“两情相悦”，势必造成“数败俱伤”，其负面影响相当深远。
外因之二：学术期刊的价值取向偏离。学术期刊有着自身的特殊性，如读者对象有限，发行量小，经济效益当然也就不可能太好。目前，学术期刊的办刊经费大多来自政府部门的全额拨款，少数为差额拨款，自付盈亏者更是凤毛麟角。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种扶持不利于学术期刊自身的发展。现在不少人对学术期刊有错误认识，以为学术期刊的存在价值主要在于社会效益，而不在经济效益。其实，如果没有什么发行量，不就意味着没有读者，没有读者，学术期刊就成了“与世隔绝”的“独立存在”，社会效益又从何而来呢？从媒体传播的角度讲，读者才是期刊的最终裁判者，读者才是期刊的“上帝”，读者认为有用，才会去订购、去阅读，这才是期刊获得效益的关键一步。否则，无论是社会效益，还是经济效益均无从谈起。可现在的有些情况却反了过来。作者成了期刊的“上帝”，“急读者所急、想读者所想”变成了“急作者所急，想作者所想”。有些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已沦落成为职称评审、津贴评定等提供“硬件”的工具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评价学术期刊的质量，如何来评判一个期刊主编的办刊实绩呢？当然就只能靠期刊本体之外的一些东西，如期刊是否获奖、是否“核心”等等。国家新闻出版主管部门前些年进行了一些期刊评价，诸如“全国百种重点社科期刊”、“国家期刊奖”等，但这些“国家级”的奖项，一般的学术期刊尤其是大学学报，是难以企及的。各省进行的一些期刊评优和分级，入选数量大大增加，但学术期刊、高校学报的一些办刊者并不觉得过瘾，觉得名称还不够响，还不够“轰轰烈烈”。于是千方百计地想拿到一些“国家级”的奖项，以此来显示刊物的学术档次，向人们昭示甚至炫耀自身的办刊实绩。尽管他们或许并不认为“核心期刊”有多大的科学性、合理性，但仅“核心”一词对人们尤其是期刊界以外的管理人士来讲，实在有太大的“诱惑力”和“欺骗性”。这样，“核心期刊”便成了某些期刊的追寻目标和必然归属，因为不仅“核心”二字吓人，“中国”“全国”等字样也确实让你“心悦诚服”。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并未给入选期刊以“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称呼，但确有那么多的入选期刊在期刊封面上印上了“全国中文核心期刊”的字样。其实，这是一个极不确当的名称，容易引起该刊就是“全国中文期刊中的核心”的歧义和误解。事实上，从“核心期刊”本身的理论来讲，这样的“核心”根本就不存在。期刊出于宣传，本也无可厚非，但要考虑影响，要缜思慎行，期刊毕竟是一个有着广泛社会影响的传播媒体。我们知道，学科性是“核心期刊”的根本属性，如果某些期刊要印上“核心期刊”等字样，至少也应当使用“中文……类核心期刊”的形式，这里“中文”表示期刊的文字类别，“……类”表示“核心期刊”的学科归属。这样，“核心期刊”才能表示某刊是某一学科或某一领域的“核心”，而不是所有期刊中的“核心”。至于“中国”、“全国”、“中华”等字样一定要慎用，国家民政部门早就有明文规定，什么地方才能使用“中国”、“全国”等字样。更有甚者，在标示“核心期刊”时，连“中文”二字都去掉了，而是以二号字体在封面显要位置赫然印上“全国核心期刊”6个大字。至于“核心”二字如何理解，就悉听尊便了。如果你理解成“该刊是全国期刊中的核心”，不是更好吗？这种做法，其误导倾向十分明显。鉴于现在“核心期刊”遴选体系众多、“核心”漫天飞，也有不少期刊浑水摸鱼，随意印出“核心期刊”的字样。国务院学位办、国家教委1995年在进行研究生工作评估时，公布了一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重要期刊”表，这里没有使用“核心期刊”字样，而是使用了“重要期刊”的说法，我们姑且不论这种说法是否妥当，许多刊物却力图翻新，在期刊封面上印上“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中文核心期刊”。还有某些期刊印上了“《全国报刊索引》核心期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来源数据库核心期刊”。甚至，还有期刊根本就不是哪个体系遴选的“核心期刊”，却贸然印上了“核心期刊”字样，其心态颇为复杂，是调侃、反拨，还是自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学术期刊尤其是高校学报，崇尚“核心期刊”，不遗余力地追逐“核心期刊”，甚至故意强化“核心期刊”的作法，都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些误导倾向。这种不在“刊内求发展”，而在“刊外谋名声”的本末倒置的做法，负面影响是很大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现象和问题是相当普遍的，并不限于一隅。当然，也有不少期刊尤其是一些名刊、大刊明明是《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的入选期刊，但并未在期刊封面打上“核心期刊”的字样。这种低调处理、淡然处之、洁身自好、坚守准则的做法，是值得大力提倡的，毕竟“核心期刊的遴选”与“期刊的质量评价”还不是一回事，“核心”一词在我国也实在是太容易引起误解了。
总之，“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的形成原因是相当复杂的。除上述的几个原因外，还有学风浮躁、道德失范、对计量方法的盲目追求，甚至还有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用等等，不再详述。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笔者之所以将“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的成因，放在一个平行的位置上加以探讨，仅仅是为了论述的方便。实际上，这些原因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相互扭结、互为因果的复杂的动态系统。在“核心期刊”负面效应生成的问题上，非常明显的透视出这样一条哲学原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长期以来，科研评价体制的不健全，导致科研评价“历史地”选择了“核心期刊”。“核心期刊”被赋予了科研评价功能之后，其负面效应便沿着三个方向迅速孳生、泛滥。其一，直接导致科研评价的异化，加剧了科学研究浮躁之风的形成，也使学术腐败进一步恶化。其二，迅速转化为“核心期刊”遴选的巨大推动力，直接导致“核心期刊”遴选的节节升温，不仅造成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同时也导致人们认识上的混乱，甚至还干预了国家某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其三，进一步导致期刊价值取向的偏离，严重干扰正常的出版秩序，对学术期刊的发展极为不利。由此可见，“核心期刊”被粗暴用于科研评价，是“核心期刊”负面效应滋生、蔓延的症结所在。学术期刊是“核心期刊”的受害者，同时某些学术期刊不恰当地追逐和大肆渲染“核心期刊”，并由此引发负面效应，也“难脱干系”。消除“核心期刊”的负面效应，还其本来面目，时不我待，势在必行。
